——正是基于对此事实的不同认识，法律的自主性已经成为现代法学界聚讼纷纭的难题之一。
进入专题： 生命权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消息一出，外界评价不一。建议在宪法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原则性的规定，在法律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详细的规定，并以限制国家机关剥夺生命权为立法原则。而且，立法要限制警察使用武器，并不是不保障警察的生命安全。长期以来，我国缺乏一个明确具体的武器使用标准，导致各地警察在武器的使用上相差很大，相同的情形，结果很不相同，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无辜的公民被当场击毙，有的则保留了生命。非洲的肯尼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津巴布韦、赞比亚、塞拉利昂、加纳、莱索托、塞舌尔、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尼日利亚、斯威士兰。
2、任何人的生命不受剥夺，只有执行法院依法作出的其罪当处此刑罚的刑事判决除外。④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一）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反思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探求和遵循法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完善法学教育体制，提升法学教育质量，促使法学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法治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30年增长了260多倍。但这只能是决策专家的良好愿望。[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75页。允许本科学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将使一些办学条件有限的学校走进法学教育的另一个误区，学生从入校开始，即确定以司考为目标，专业学习受司法考试引导，司考辅导学校现象将无可避免。
法律职业伦理既是一种意识又是一种能力，可以通过多元途径、方式培育和修养。[1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践教学除检验所学知识和理论、熟悉司法过程外，三个方面的功能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应用能力的训练，二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是职业伦理的修养。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教育，必须实践开放式办学理念，在法学教育中强化全球意识、扩展世界视野和培养国际交流能力。就法律职业伦理标准的讨论应当以法科学生为主，并允许学生参与课程的具体设计，法律伦理课程应当赋予法科学生学习者、研究者、讨论者、演说者等多重角色，以产生实在的课程效果。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既需要普通法律人才，又需要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学术型法学人才，还需要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应用型人才。法科学生只有经历过这样的场的感应，才能真正拥有社会责任意识和法律职业伦理这样的素养。
这就使得一些缺乏必要的教育资源的低水平的法学院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司法考试的辅导学校。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动手能力明显不足，需要改善和加强实践教学，强化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西点军校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国家。法学教育规模发展与传统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存在矛盾，大学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法学教育自身存在不少缺陷。
尚不成熟的中国式的法学教育，也在不断强化实践教学在法科学生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将良心比作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执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11]尽管我们不完全赞同这种近乎极端的表述，但认同法律人对正义的实践追求。法律精英教育和法律大众教育不是决然对立的，它们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规模上，还表现在培养目标、内容和方式的差异上，它们之间即使有矛盾，也不是不可调和的。
大多数法学教育机构应当转变法学教育模式，调整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实现高校法学教育的合理分化和法学院的分类发展，更多的法学院应当着力于大众教育的目标，致力于培养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样需要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传统法律职业者以外的法律人才。[14]在中国，法律职业毁誉参半，已经伤害了这个群体的形象和尊严。[9]别让自己的法律技巧超过职业道德，19世纪英国伟大的道德学家、西方的成功学之父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言：一个人的道德良心体现在他所履行的职责之中。[5]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原《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并于2008年8月14日发布《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新中国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在全国设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设立了法律系，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司法考试制度需要改革，探索和遵循职业考试的基本规律，其目标是将优秀的法律人才选拔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这是一个涉及法学教育但又超越法学教育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以法学教育为依托，并对法学教育产生宏观的引导作用。
单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导致法科毕业生千人一律，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求，要求教育模式创新和法学特色教育。[12]荣誉是法律人的生命。
法律职业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捍卫社会核心价值，实践法治原理，还必须践行对自己的良知期许与道德要求，既不搅乱国家，也不能让天塌下来，又能维护公正司法和实现社会正义。这样的比例在不同的高校会有差别，但从整体上看，每年进入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法科学生的比例大致在10%左右。
每年秋季入学时，法科学生因为欢迎未来的法官和检察官这样的迎新横幅而多了一份自矜和骄傲。像这样来概括法律职业素养未必精确，但强调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人才培养和国家法治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人们特别是法律教育者普遍的共识。
不仅如此，国家司法考试还对法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3]实际上，导致法学专业就业不良的原因很多，除了法科学生过高的就业期望、新兴法律硕士教育对本科毕业生形成的就业冲击、全国法学院扩增至600多所并不断扩张招生规模、就业渠道设定组织选调限制以及设定通过司考条件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就业面向局限问题。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当成为正义之师，代表公共良心，因而法律职业成为社会高尚职业，每个法律从业人员都应当对成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而引以为豪，因担负着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良知的光荣使命而引以为荣。法学专业曾被认为是持续多年的大学热门专业之一，由于近几年来就业意义上的夕阳状态，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教育尤其是法学专业本科教育前景堪忧。
实践正义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它仰仗法治、公共政策、社会核心价值和法律人的道德，公共政策、社会核心价值、法律人的道德与法治、正义一脉相承，这是最基本的法治原理。既不能使法学教育离开自身运行轨道以顺应当前司法考试的要求，又不能无视司法考试从而使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互不相干，必要的法学教育改革对维系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联系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限定为培养具有……拥有……能够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专门人才，将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瞄准培养一流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为未来专家型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提供系统的法学知识与理论储备、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以及法律专业思维、技能与方法的训练。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
与之相适应，法学教育应当有多个面向，法学人才培养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有其中的适当层次的法学教育才与国家司法考试衔接，面向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要。美国律师协会痛定思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重订专业行为典范，重申律师伦理，并要求全国法学院必须将之列为必修课，以重建人民对法律人的信心。
国家司法考试需要改革，包括考试资格、考试体系、考试内容与形式，建立和完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以实现以法学教育基础的对法律职业人才的科学选拔。良心表现为确认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特有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表现为自我评价、激励和约束的能力，以及基于信念、自律、驱策、提升、改善自我和表现勇气所产生的力量。任何一个实行法治和追寻正义的社会，都需要一种良心文化，需要法律职业人维护社会良知。荣誉被视为军人的第二生命，西点学校成为培养学生荣誉感、增强生命第二元素的地方。
与此相适应，1999年全国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共计34757人，2000年为47944人，2002年为85105人，2003年为117900人，2004年达到144161人，分别占高校毕业人数的3.85%、4.75%、5.98%、6%、5.93%和5.67%。法学教育可以多个模式并存，因为法学教育存在不同的培养目标。
正义是价值观，正义的品质是最为根本的法律和法学品质，良知是道德伦理底线，荣誉是精神境界，良知和荣誉实际上是法律职业人正义人格的基本保障。国家司法考试不可能一味地迁就现实中的法学教育，它以法学教育为依托，以法律职业从业的基本条件为标尺，架设法学教育同法律职业之间的桥梁。
我们希望，通过实践可以检验法科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和理论，可以强化法科学生的专业思维和职业伦理修养，通过实践还可以强化法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训练法科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些专家参与了这项政策的决策过程，考虑了法科毕业生就业的需要，本科毕业时拥有一张司法考试合格证，就具备了一定的就业优势，但这只是一个不完整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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